合肥高新区法院一审审理认为，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条规定，自然人的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的，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。共同饮酒虽系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，单纯饮酒并不产生民事责任，但是共同饮酒人之间应当尽到相互提醒、劝告少饮酒并且阻止已过量饮酒之人继续饮酒的注意义务。当共同饮酒人处于醉酒等危险状态时，其他共同饮酒人应及时采取救护、通知、照顾、送医等合理措施保护醉酒之人免受伤害，积极履行救助义务。本案中，从一起吃晚饭、喝白酒，到酒吧喝啤酒，再到深夜翟某醉酒，周某等三人足以发现翟某离开时已经处于醉酒状态。作为共同饮酒人，周某等三人可以预见翟某可能已无法准确告知出租车驾驶员目的地，因此他们应当采取更加合理的措施保护翟某免受伤害。但三人仅将翟某送到出租车上，而未及时检查翟某的身体状态能否独自或者有效被送往目的地，均存在一定的过错。

　　一审法院认为，翟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对自身的身体状况、酒量及饮酒后可能产生的危害应当有充分的认知，但其疏于履行自身注意义务，过量饮酒，其应承担主要责任。考虑到周某等三人将翟某送上了出租车，尽到了一定的注意义务，依法酌定三人各自按照5%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。树某作为专业的出租车驾驶员，其履行法定义务的标准应高于普通一般人的标准，其行为尚不足以排除翟某下车后处于的危险状态，法院酌定树某按照5%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。

　　一审宣判后，周某及树某等四人均提起上诉。

　　合肥中院二审认为，周某等共同饮酒的三人对翟某的损害结果属于应当预见、可以预见而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，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主观状态。翟某的死亡后果与周某等三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有因果关系，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相应责任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并无不妥。二审同时认为，翟某与树某之间的运输合同虽然在形式上已经终止，但树某基于合同行为所产生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救助义务并未免除。树某主观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将翟某放在路边，使处于醉酒状态的翟某面临危险或即将面临危险，但其客观上采取的措施不足以排除危险发生，其行为与翟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，存在一定过错，一审法院判决其承担相应责任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并无不当。合肥中院驳回了四人的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来源：“山东高法”微信公众号、人民法院报